如何进行离婚取证程序的改革?(14)

法律界 http://www.mylegist.com 2012-11-14 11:08 
http://shiwu.mylegist.com//1666/2012-11-14/13049.html

显然,在上述的案例中,法庭,作为权威的旁观者,起了关键的作用。黄宗智已在《离婚法实践:中国法庭调解的起源、虚构与现实》以及《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等文中,论证法庭调解一般是在不牵涉对错的情况下,比较最能起到积极的协调作用。(牵涉到[法律眼下的]对错情况下,则常常会引发法庭的强制性介入,最显著的例子是强迫当事人“调解和好”。)在中国的法庭调解制度下,当事人如果拒绝法庭的意见,下一步便很可能要面对法庭判决,因此会感到一定的压力,认真对待法庭的协调,不能意气用事,随便脱离调解程序。正因为如此,这种调解成效较高,远超越欧美的完全脱离法庭的调解制度,而更像新近在欧美推动的调解—仲裁(mediation-arbitration,简称med-arb)合一制度。这个传统是中国现代革命遗留下来的传统,也是值得明确认可和推进的[1][5]。其实,最高法院本身,鉴于当事人主义取证制度运作不佳的现实,已经提出要重新重视调解制度以缓解新制度的弊端的意见。[21]

六、新形式正义以及形式、实质正义的合并

以上的案例可以看作为原来(毛时代)实质正义制度(主要体现于其调解制度)的延续。但这不是说新制度完全不行,只有旧制度才具有合理性。在新社会经济现实下,以程序为主的制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并具有无可否认的合理性。

在2000年的一个案例中,原告要求离婚,主要因其丈夫经常赌博。被告不同意离婚。双方因共同经营一个店铺,经济关系比较复杂。原告举证其父亲为购买32万元的店铺,垫付了20万,要求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则举证自己为购买该铺屋交了12万元。另外有三笔债务,是以其父名义借的,分别是2.9万元,7.9万元和1.5万元,要求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双方各执一词,法庭调解无效。另外,夫妻双方确认有一笔12万元的债务,是以店铺为抵押而借的。法庭经过检阅证据与庭审调查和辩论,确定以店铺抵押的那笔债务属于双方共同债务,由双方共同负担。但被告名下的三笔债务,是他自己用父亲名义所借,与原告无关。判决根据最高法院1989年的“14条”指示,因“一方好逸恶劳,有赌博等恶习”[22]准予离婚,同时,根据法律断定“原告无固定职业和收入,且无过错,可适当给予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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