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离婚取证程序的改革?(21)

法律界 http://www.mylegist.com 2012-11-14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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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庭最后的判决主要集中于双方的债务问题,同样认为双方理由、证据不足,因此“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原、被告应共同负担”。

[14]结果,主要因为被告表示“既然原告坚持离婚,被告也同意”,法庭协助双方达成财产处理的协议。

[15]见巫若枝博士论文,193页。

[16]在这个案例中,丈夫因怀疑妻子与第三者有不正当关系,用剪刀剪伤她的阴唇,造成严重伤害,有公安局和医院等的证明。

[17]巫若枝引用了这样一个2006年的案例:被告曾经当众打骂妻子,又长期“包二奶”,并且经常赌博,本社区许多人都知道,但原告除了提供医院的经被告殴打后的轻伤证明外,在诉状中并未提到丈夫的其他事情,其原因可能是出于不能提供物证或人证,也可能是认为无补于事。巫是在庭审后与原告访谈方才得知实情的。至于原告关于殴打的指控,被告辩称医院证明只能说明原告受伤,不能证明是经被告殴打的后果。因为没有其他证据,法庭结果并未认定被告确实殴打了原告。见巫若枝博士论文,182-184页,及277-287页“2006年典型案例现场观察记录”;另见案例2002:309号;2000:37号;1999:2号。此外,正如巫若枝所指出,此案到庭的众多听众几乎全是被告的亲属,原告则只有自己和姐姐在场,双方势力明显悬殊。在那样的环境下,原告不太可能得到公道。(她要求5000元的补偿和大孩子的抚养费,但结果只得到600元)。

[18]而是判决了双方感情尚未破裂,不准离婚。

[19]在另一个案例中,原被告同样已经达成了协议,来到法庭的目的也只不过是要正式登记,而且法庭结果也作了些许工作,在原被告已经达成由被告抚养孩子,原告负责每月支付150元抚养费的协议上,经过讨论,另加了原告每年应在学期开始前两次性支付抚养费,以及诉讼费用应由两人分担的条款。但因为这个纠纷并不涉及财产,法庭只收了50元的立案费。(2004,349号)另一个案例同样(2004,292号),并合理地采用了简易程序,由单一审判员主持庭审。此外,有一个案例显示比较少见的情况:即在形式化的过程中,突现了实质性的问题。原被告在表面上达成协议,被告且提交了由两人共同签名的正式“协议书”为证,但现在原告说该“协议”是在被告高压之下签订的,她并不同意其中条件,要求被告负责两个孩子的部分学费。(2002,339号)

[20]当然,毛时代的法庭制度也有它形式化的一面。例如:对调解制度的夸大。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调解被视作司法的主要正当途径,普遍要求把调解结案的比例尽可能提高,因而促使官方数据十分无稽的表达,坚持所有诉讼案件中高达80%到90%是调解结案的。一个结果是法院普遍把本来就是双方自愿的离婚虚构为调解离婚。见上引黄宗智《离婚法实践》。改革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与过去的不同在于形式化的程度,其所占比例以及制度要求的繁琐性和收费。

[21]法院系统的反思参见黄松有《渐进与过渡: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冷思考》,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法院系统重新重视法院调解,可见2006年9月30日《人民法院报》刊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讲话“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0条。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1086-1087页。2001年婚姻法修正后,“好逸恶劳”条款已不再适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修正),www.Law-lib.com.

[2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从1998年开始使用“调查令”制度,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然后由法院批准(带有强制权力的)调查,弥补现今当事人调查、举证难的弱点。据报道,已经在一些地区推广试用,可能是一个改进当前取证制度的不足的一个有效办法。(见上引金晔《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取证权利之程序保障》,第4章)

[24]见巫若枝博士论文,192-194页。

[25]见杨中旭《最高法院首倡和谐诉讼》,载www.chinanewsweek.com.cn/2007-01-18/1/ 79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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